晚唐浮生 第1374节

    “如此一来，国朝岁入便有三个来源，即田税、商税、钱监。”他最后总结道：“商税、钱监收入全归朝廷，此项约合2300万缗，比起前唐两税法推行后的顶峰1800万大有增长……”

    他本来想说“但还不够”，却又担心官员们错误领会他的意图，横征暴敛，于是便止住了。

    这两千多万的收入中，包含了关税、印花税、过税、住税、榷盐、榷茶、榷马……等等一系列与商业有关的税收，不用与地方分润，想想就美滋滋。

    田税包括户税、地税，邵树德最近与宰相们商议了一番，觉得可以适当降低田税征收额度，并固定下来，折算成钱的话，大致一年可收一千八九百万缗的样子——这部分需要与地方分润。

    如果说前唐时期，商税与田税对半分的话，夏朝就已经占到55%左右了。

    其实这个财政收入，还是带有很浓重的“先军”特色，即以前收得太狠了，现在减免税收，却也减不了太多。

    将来再说吧。

    支出方面，禁军赏赐、粮食开支，一年大约需要1000万出头——在没有战争的情况下。

    州军一年也需要800万上下，毕竟人数较多，将来肯定是要慢慢裁减的。

    镇军人数还不多，目前一年开支一百多万，但将来人数会增加，开支也会上涨。

    可以看得出来，在和平年代，军费开支就占到中央财政收入的一半。

    比起军队，全国一万多官员的开支就小很多了，一年几百万顶天了。

    去掉这些支出后，中央财政收入一年大概还剩不到七百万，去掉宫廷用度、驿站补贴、招待饮宴、日常用度（包括官府、军队的消耗品）等等，其实剩不了太多。

    这个财政结构，大体与唐代类似，只是同比例放大了一些。

    当然，无论是中央还是地方，其实还有大量隐性收入，这个在历朝历代都没计入财政收入中，但都是真实存在的。

    比如，唐代有大量公地。官员去某地任职，当地会划拨一部分公田的产出，作为他在职期间的收入，卸任后停发，即“职分田”。

    官员们还有厨余钱、手力课钱甚至地方官府放贷的利息收入等等，很多，在唐代一律称为“赋外科敛”，大部分是地方收入，用来补贴官员及其他开支。

    另外，朝廷有时候还会出售一部分商品。唐代司农寺就经常向外出售宫廷消耗不掉的粮食、水果、蔬菜、牲畜等，获取收入。

    诸牧监也会出售马匹之类，这个收入相当不少。

    总体而言，唐代官府手中掌握了大量田地，这部分隐性收入是没有计入财政的——夏朝基本与之类似，甚至因为刚刚开国，官府手里的公地数量更多。

    到北宋，掌握在官府手里的土地数量锐减，且因为商品经济更为发达，支出更甚，财政较为困难。

    宋真宗天禧年间，没有战争，有一次统计当年支出，居然达到1.5亿多贯，也不知道怎么花的。

    “就这样吧。”邵树德站起身，说道：“财税改革，至此大框架算是定下来了。税务使衙门尽快筹建起来，从今往后，征税、度支皆由税务使负责。钱监独立，与六部九寺并列，由门下省直辖。田税，朕意整体收取一半，但各道有差。”

    他没有提内务府，这是皇室的钱袋子，收入归内库所有，不入国库。

    渤海、安南、西域三大商社，独立运营，分红该谁的就是谁的。

    “朕给伱们半年时间。”邵树德说道：“明年正月，税务使衙门要筹办完毕。新税制，朕给两年过渡期，同光八年（923）正式执行。”

    第029章 余波

    整个七月、八月，五品以上朝官们就忙得不可开交。

    除正常工作外，新衙门的筹建、人员的选调、工作的交接、利益的分割等等，还有太多事，以至于他们把大部分精力都扑在了上面。

    相比较南衙朝官，北衙理蕃院、枢密院就要轻松多了。

    他们近期最主要的工作，就是有关漠北三城的。

    最西边位于后世科布多一带的临远城，城周八里余，除轮换驻防的三千禁军马步兵士外，经过两年时间的经营，已经有蕃汉民众九百余户缘城开垦、定居。

    科布多是个好地方，有森林、有河流、有湖泊、有山脉，地势相对利于防守，农牧业资源足够丰富，后世清军还在这捕鱼、打猎、屯田，为西征大军提供补给——草原整体干旱，但仔细找找，还是可以发现一些适宜农耕的地区的。

    黑城子是现成的，不过经历了重建，城周十五里上下，目前拥有定居百姓两千二百余户，以种植黑麦、糜子为生，兼放牧牛羊。

    这座城池，大抵是漠北三城的中枢核心了，援应哪个方向都较为便利。

    黑城子是俗称，现在的大名叫“无上城”。

    东侧的可敦城城周十里出头，现只有五六百民户，半为契丹，半为河东、河北两地移民。

    为免与阴山北麓浑氏的可敦城混淆，这座城池改名为“绥远”。

    进入七月下旬之后，绥远城一带屡遭寇边。不光有阿保机帐下的契丹人，还有被他拉拢、引诱，或者自觉难以忍受大夏“压榨”、“管制”的鞑靼、室韦部落。

    南、北二衙枢密院闻讯，奏请圣人后，立刻签发调兵令，禁军派马兵万人，征发辽东府兵万人、诸部蕃兵两万，北上索敌。

    不过，大军尚未齐聚，辽东府兵一部先锋刚至，还没来得及交手呢，便有不少契丹人及附庸部族来降。

    他们并不以部落为主，而是分为一个个小氏族，看样子内部意见也不统一，有人愿降，有人不愿，一片混乱。

    审讯之后，得知阿保机早已带人远窜，这次南下劫掠，不过是临走时抢点东西罢了。

    先锋部队派人追击，拦截了不少跑得慢的部落。他们见跑不掉，便顺势投降了。

    朝命将所有降人贬为奴隶，不出意外又引起叛乱，好一番厮杀之后，大部复降，被打散之后，发往辽东诸州，予府兵为奴。

    来了这么一批人，辽东道的府兵部曲基本算是齐了。

    从唐末到同光五年，二三十年的时光，不断安置杂牌，至此基本算是把历史欠账给补上了——今年，奉国军最后五千人中，抽调三千人补入禁军各部，余下两千人至穆州为府兵。

    算上安东府，整整七万七千府兵，二十万户部曲。辽东是畸形的，毫无疑问，仿佛一个大型奴隶制社会。

    这个社会中有一小部分人上人、一半正常人、接近一半的事实上的奴隶，外加一部分野人，民族混杂，野蛮凶悍，起码还需要几十年的稳定时光，才能彻底交融消化，成为稳固的地盘。

    值得庆幸的是，大夏王朝如旭日初升，有这个时间来积淀。

    ※※※※※※

    九月初五，邵树德亲自召开南北衙及东宫属官，在观风殿内讨论由赵光逢、萧蘧二人整理提出的财税改革草案。

    太子本人也到场了。

    出外巡视这么久，他对民间疾苦的认识更加深刻，对底层官场的实际情况更加清楚。邵树德曾与他长谈过，发现儿子的施政理念也在随之改变，心中非常满意，看样子多出去走走看看还是有必要的。

    而在讨论财税改革草案之前，正好借着北边草原的消息，邵树德看向杨爚，问道：“杨卿，你递上来的有关草原诸部赋役的奏疏，朕一直留中未发，思来想去这么些时日，觉得还是要慎重施行。”

    “陛下有何吩咐？”杨爚问道。

    “此番有数个部落响应阿保机，为何？”邵树德反问道。

    “草原部落不服管教，纵然一时慑于天威，时间长了，还是会有反复。”杨爚答道。

    邵树德点了点头，又问道：“这样的部落多吗？”

    “不多。”

    其实形势明摆着的。大部分部落并不是被打服的，而是随大流，来到黑城子参加国人会议，推选邵树德为无上可汗。

    但人一上百，形形色色，总有人不服气，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勾连外敌，遽起发难。

    还好，这样的人只是少数，草原政治伦理还没被破坏得一干二净。

    但正如杨爚所说，因为频繁的战争，草原部落承受的压力很大，不满一直在累积，纵然去年赈灾，刷了一波好感，也只是让大部分人稍稍松了一口气。

    如果此时征收重税，定然会产生官逼民反之事，因为他们是真的穷。

    “漠北三城，各有镇使、理蕃院官衙，分领部落数十。”邵树德说道：“传令下去，各部落象征性交一点即可，以牲畜、皮子充抵，具体数额你们斟酌下。”

    按照邵树德本意，草原诸部可以完全免税，因为真看不上他们那点财货。

    内地一些地方同样如此。比如，朝廷压根不会从安西道拿走一文钱的赋税，甚至还多有补助，以加快地方建设。

    被分成三大块的漠北草原同理，没必要用他们的钱。

    但用不用是一回事，收不收则是另一回事。

    流官、驻军、收税，是实控乃至主权的三大象征。

    临远、无上、绥远三城镇守使分管军事，理蕃院派出的梅录分管民政，三城各有三千禁军屯驻，前两项主权已经行使了，现在只剩下最后一项收税。

    收还是要收的，哪怕象征性交一点，哪怕这些税最终还是用在他们身上，这个过程一定要有。

    以杨爚为首的理蕃院系统，之前定下了一份详细的草原征税方案，甚至具体到了某个部落要交多少牲畜、多少皮子。

    方案做得很详细，说明几年下来，他们已经把漠北草原的情况摸得比较清楚了，这很好。唯一的问题是收取的税有点重了，基本是按照“什一税”的标准来的。短时间内或还好，时间长了定然出乱子——即便不敢造反，我走还不行吗？

    “臣遵旨。”杨爚与几位下属互相看了看，决定回去修改征税标准。

    穷一点的部落，交个十匹八匹马、牛、骆驼了事。

    富一点的部落，略微多交一些。

    作为赋税征收上来的牲畜，分送至三城，交由当地的梅录管理，作为官牧的补充。

    官牧畜养的牲畜多了，就出售一部分至中原，换成茶叶、瓷器、丝绸等奢侈品，再出售给草原贵人，所得钱财就留在当地，应付各项开支，比如向屯垦百姓购粮赈灾等等。

    在圣人眼中，整个漠北草原的地位和安西道一样，是需要财政补贴的地方。

    “太子有什么看法？”邵树德看向儿子，又问道。

    “陛下，儿曾至大鲜卑岭巡视，草原诸部确实困苦。”邵承节说道：“五年西征，他们起码参与了三年，消耗极大。不少人甚至沦落为牧奴，为头人放牧，生活一落千丈。不然的话，阿保机也不可能煽动那么多人跟着他造反。而今财税改革，儿全程看下来，对汉地所施行的方案并无意见，唯觉草原赋税过重。今消其重税，儿觉得甚好，不过就是花点钱罢了，漠北那几十万人，朝廷还养得起。”

    邵树德笑了笑，说道：“不错。做事不能只看小利，要有大格局。”

    说穿了就是资源分配的问题。

    富裕地区觉得自己辛苦挣来的钱，被朝廷拿去补贴他素不相识的人，心理肯定不爽。

    不光中国如此，其实外国人也一样不爽。

    以德国为例，富裕的巴伐利亚州交上去的税，要有一部分被政府拿去补贴原东德穷兄弟，开心吗？

    但国家嘛，总是相忍为国。安西、草原、黔中等地，从财政来说，肯定是亏本的，但你能怎样？全部舍弃吗？显然是不可能的。

    “阿保机畏惧王师，率众远窜，你觉得他会跑去哪里？”邵树德又问道。

    “儿断定他向西跑。”邵承节说道：“一如鞑靼旧事。”

    诸鞑靼部落的西迁，从回鹘崩溃那会就有了。

    回鹘汗国的覆灭，对草原来说是一件大事，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汗国东部的契丹人、奚人先后崛起，一番较量后，奚人败北，沦为附庸，契丹南下蚕食唐境，东讨渤海，北伐室韦、女真，西征鞑靼、乌古、霫，不可一世。

    或许正是契丹的崛起，导致三十姓鞑靼的sao动，于是一波又一波的西迁浪潮开始了。

    而今契丹已为大夏所灭，鞑靼西迁的势头有所衰减，但总有些人不愿头上顶着一个官府，继续西迁。

    正西走不了，那我就先向北，再往西，总之要跑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