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6章 （2）
窃惟天生万物，不能自理，而命之圣人。故曰：天佑下民，作之 君，作之师，惟其克相上帝，宠绥四方。夫以一人之身加以兆民之上， 而付之以君师治教之责，亦大且难矣。求尽是责，以无负乎天之所命， 舍道与法二者，其奚以哉？是故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治之道也。 道者治之体也，建立纪纲，分正百职，顺天揆事，创制立度，以尽天 下之务，治之法也。法者道之用也。尝考朱熹之调曰：“道犹路也，法 犹度也。”董仲舒亦曰：“道者所由适天治之路也。”谓之路，则可见其 为人之共由；谓之度，则可见其为人之当守。是二者，理与事有精粗 之异，而本与末亦若二致焉，岂可以无别乎？圣策所谓名义之攸在者， 盖如此然。孟子曰：“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程颢曰： “必有关雕、麟趾之意，然后可以行《周官》之法度》。”胡宏又曰： “道德者法制之隐，法制者道德之显。”有道德以结民，而无法制者为 无用，无用者亡；有法制以絷民，而无道德者为无体，无体者灭。是 其本末虽有先后之殊，而显微则无彼此之间也，岂可有偏废乎？圣策 所谓序之相频者，盖如此。 文昌君说：“顾鼎臣在‘起讲’中巧妙地引用了朱熹、董仲舒、孟子、程颢、胡宏等儒家理学经典理论，进一步阐明他建议圣上采用的治国策略理念。他说作为君师负有的治教之责，既重大又艰难，‘是故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也’。他提出的‘道者，法之体也，法者，道之用也’理论，都出自孔孟之道和朱熹、程颢理学经典。他阐明了道与法二者的辩证关系；‘道与法二者不可偏废，而无道德者为无体，无体者灭；而无法制者为无用，无用者亡。’所以说，道与法的关系是体与用的关系，道与法是相辅相成的辩证关系，是关系国家生死存亡的大事，二者岂可偏废？我们再看顾鼎臣下面这段文字。” 古者圣人迭兴，皆天所命。帝莫过于尧、舜、禹、汤、文、武。 其道与法垂之古今，如日中天而昭示无极，如水行地而泽润不穷，功 化之美又孰有加于是乎？圣策首询乎此，臣有以知陛下嘉尧舜禹汤文武 之治‘而能自得师矣。臣请稽诸经传而陈其大，可乎？ 文昌君看后神秘地问道：“撷冈老弟，你看这一段落写得怎样？其中有没有什么奥妙？” 顾拮冈称赞道：“这是一段承上启下的转折文字，顾鼎臣紧接着上一段落的陈述，赞扬了尧、舜、禹、汤、文、武之治，说臣知道陛下一向以圣人为师，臣请求进一步阐述诸帝王经传的重大意义，因为臣以为圣策应该首先垂询这些古者圣人的经传。你看顾鼎臣这段转折文字写得多么巧妙自然。文昌兄，你说会不会顾鼎臣是听了刘健和谢迁两位主考大臣的对话后才豁然开朗，写得这么符合命题人的心意。我看其他考生都不能很好地领会命题人的意图，写得不是离题太远，就是偏离主题，甚至于南辕北辙，文不对题。” 文昌君说：“我看顾鼎臣坐在后排，专心致志地答卷，不可能听到刘健和谢迁两人的对话。我看见他写得如行云流水，已经写了一半了，此时两位主考官闲得无聊，才在那里对话的，顾鼎臣根本不可能是因为受到他们对话启发后才这么写得紧扣主题的。撷冈老弟，这段文字虽然写得巧妙自然，但是从语境逻辑上分析，我可以肯定是顾鼎臣后来加进去的。” 顾撷冈疑惑地问：“怎么可能是后来添加上去的？我不信。” 文昌君笑嘻嘻：“你不相信？敢不敢打赌？” 顾撷冈笑呵呵道：“小弟可不敢跟你打赌，一个穷光蛋，难道说拿自己的裤衩跟你打赌，输了就光屁股了。还是用你的时光倒流机看看顾鼎臣考试的全过程吧。” 文昌君肯定地说：“从倒转的录像上看，就在刘健和谢迁两位主考大臣闲谈之间，顾鼎臣已经把策问试卷答完。但是仔细检查后发现，在翻页时因为粗心大意，试卷本中误空了一页。他赶紧在空白的那一页上补写了一段转折文字，而且补写得承上启下，天衣无缝。所以我可以肯定，顾鼎臣并没在意两位主考大臣的谈话，也不是鬼使神差的巧合，他在‘破题’、‘承题’和‘起讲’这三段落中已经明确提出了‘以周文王之心，行周文王之道’这个中心思想。” 顾撷冈赞赏道：“文昌老兄，你分析得很有道理。我们继续看顾鼎臣在下面的‘入手’、‘起股’这二段中是如何阐述这个中心思想的。” 尧之明峻德以至于和万邦，舜之徵五典以至于叙百揆，禹之敷率 常，汤之绥猷修纪，文武之迪彝伦建皇极，至若精一执中之授受，典 礼损益之因革，此帝王之道也。是道也，大公而至正，尽善而尽美， 不狃于功利之好，不牵于诈力之私，小自于一身而冒于**之在，近 自于日用，而放乎四海之远，造端于愚夫妇所能，而极于天地化育之 所不能，尽实行之，万世而无弊者也。尧之历象授进，垂衣制器。舜 之封山浚川，颁瑞考绩。禹之慎财赋，治典则。汤之懋功赏，制官刑。 文、武之奠丽陈教，列爵分土，至若封建井田之制，学校征伐之典， 此帝王之法也。是法也，详为之虑，曲为之防，本诸身，征诸庶民， 法乎天时，因乎地利，合于人情，宜于土俗，当百世守之而弗者也。 道以立其体，而法于善其用，致治之盛。万世如见，有由然矣。 文昌君说：“从这段文字中可以看出，顾鼎臣对尧、舜、禹、汤和周文王、周武王这些古代帝王的立国之道，治国之法，非常赞赏。他认为立国之道必须‘大公而至正，尽善尽美，不狃于功利之好，不牵于诈力之私’，也就是说立国之道必须大公无私，公平正义，不急功近利，不贪图一己私利，努力做到尽善尽美。治国之法应该‘法乎天时，因乎地利，合于人情，宜于土俗’，也就是说治国之法应该做到合乎天时、地利、人情和风土习俗，也就是人性化地立法、执法。最重要的是‘道以立其体，而法于善其用’，也就是要从国家体制的层面上治理国家，要善于运用法律手段治理国家，这种治国理念和策略对现代国家的管理也是有借鉴意义的。十六世纪的顾鼎臣能够提出如此超前意识的治理国家的策略，非常难能可贵，可惜明朝的弘治皇帝并没有采纳顾鼎臣的安邦定国之策。我们继续往下看他的‘起股’、‘中股’、‘后股’和‘束股’写得怎样？” 自是以降，若汉、唐、宋贤明之君创业于前，守成于后，其道与法 固出于帝王。然徒窃夫秕糠至似而无其实，得夫糟粕之浅而失其真，虽 有事功，不过小补，其孰能与于古哉？圣策继及乎此，臣有以知陛下陋 汉、唐、宋于下风。而有所不为矣，臣请摭诸史册而陈其概，可乎？ 汉高祖之豁达大度，孝文之清净玄默，唐太宗之聪明英武，玄宗之 好贤乐善，宋太祖之严重孝友，仁宗之温恭节俭。于道似有得矣。然而 杂霸术、尚黄老，大纲不正，闭门惭德，仁厚有余，刚明不足，非帝王 之所谓道也。汉之著律令，定税赋，唐之租膺调、府卫兵，宋之序资格、 严科禁，其法似亦善矣。然而不事《诗》、《书》，礼文多阙，矜骋矜大之 心，极奢侈之欲，声容盛而武备衰，议论多而成功少，非帝王王之所谓 法也。盖斯道既微，法亦随变，治效之成，终不古若，何足疑乎？ 顾撷冈说：“顾鼎臣在这两段文字中，把古为今用的要则说得非常明白，前一段说学习汉、唐、宋贤明之君创业之道，不能学其‘秕糠至似而无其实’，不能取其‘糟粕之浅而失其真’，也就是说学习汉、唐、宋贤明之君必须去其秕糠糟粕，而取其实质和真实的东西。后一段总结了汉、唐、宋贤明之君创业时的圣策要义和治理政绩，同时也指出了‘杂霸术、尚黄老，大纲不正，闭门惭德，仁厚有余，刚明不足’和‘极奢侈之欲，声容盛而武备衰，议论多而成功少’等等致命弊病，以至于‘道既微，法亦随变’，治理成效怎么能赶超古代贤明之君呢？。顾鼎臣高屋建瓴，辩明是否，分析研究得非常透彻，令人信服。”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