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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对来自中央和江浙地方当局的压力，共进会内部要求会长应夔丞提出对策。其总机关部全体职员呈文应夔丞云：

    本会人数众多，聚易散难，即欲解散，必求一妥善之法，特恐会颇难取消，而三党仍难澌灭，解散后聚而为匪，转流毒于社会。当兹千钧一发，未识会长以何长策，挽此狂澜？事机危迫，请速示覆，以便遵办，而全大局。[101]

    正当应夔丞陷入麻烦之时，洪述祖恰好因公南下，二人由此直接建立关系，从而生出一系列变端。

    二 袁洪特殊关系由来

    作为宋案中的两个关键人物，洪述祖与袁世凯是如何结识的，二人关系如何，是解开宋案谜团首先必须研究的问题，但这个问题却未见有人详细研究过。根据现有资料来看，洪述祖和袁世凯初次见面，应是甲午战争爆发前在汉城。其时袁世凯担任清朝驻朝鲜总理交涉通商事宜委员，洪述祖则于是年五月二十七日（6月30日）被津海关道盛宣怀派赴朝鲜，协助电报局总办李毓森办理电线事务。洪述祖于六月初一日（7月3日）到达汉城后，很快便被李毓森派往汉城以北至开城一线办理电线事务。六月十七日（7月19日），洪述祖完成任务后由仁川启程返回天津，合计在汉城及开城一线工作仅20余日。[102]其间，盛宣怀得知袁世凯健康欠佳，曾于六月初十日（7月12日）致电表示关切，并告诉袁世凯，洪引之医甚精，可备诊。[103]因此，在洪述祖短暂的汉城工作期间，他与袁世凯应当见过面。1918年11月洪述祖在京师高等审判厅作供时也说：唐绍仪作驻高丽帮办军务之时，我随唐绍仪办事，彼时袁世凯作驻高丽办事大臣，因此与袁世凯相识。[104]可证洪述祖的确早在甲午战争爆发前已经与袁世凯、唐绍仪相识。只不过唐绍仪当时为驻朝鲜总领事，而非驻高丽帮办军务；洪述祖系随汉城电报局总办李毓森，而非唐绍仪办事。

    在洪述祖自朝鲜返回天津的同时，袁世凯也受命回国。不久，中日战争爆发，洪述祖被盛宣怀第二次派赴朝鲜，到平壤办理电报事务。洪述祖于七月二十七日（8月27日）抵达平壤，除办理电报事务外，不久又被先前从汉城以南牙山败退至平壤的叶志超延入幕府。[105]袁世凯则奉命到奉天办理后路转运事宜。八月十七日（9月16日），平壤失守。九月初，袁世凯在奉天凤凰城碰到了身负枪伤、败退回来的洪述祖，二人再次相见。袁世凯当时曾致函盛宣怀请多关照洪述祖，称：该令才识极佳，殊切佩服，惜不能挽之以资佐此次险极，务乞垂怜优惠，以劝勤事者。[106]可见袁世凯对洪述祖印象甚佳，而且非常欣赏其才干，不过盛宣怀并未施以援手。此后，二人命运迥殊，洪述祖长期以幕僚或候补官员混迹于上海、江苏、湖北等地，袁世凯则平步青云，官至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光绪三十三年（1907）底，洪述祖以试用道至直隶候补，先后被总督杨士骧委任会办直隶全省水利总局、洋务局、印花税局、度量权衡局等事宜，后又任井陉矿务局总办。其时袁世凯已升任外务部尚书。三十四年底，袁世凯被清廷罢免，回到河南原籍。宣统二年（1910）底，洪述祖亦被直隶总督陈夔龙奏请革职。在此期间二人仍偶有联系。

    迨至武昌起义爆发，清廷请袁世凯出山，洪、袁二人关系开始紧密起来。先是宣统三年（1911）秋，四川爆发保路运动，反对铁路干线国有政策，清廷不得不于九月初五日（10月26日）将邮传部大臣盛宣怀罢免，而以唐绍仪继其任。[107]由于唐绍仪为袁之私人，清廷这一举动被时人视为政府欲以内阁总理畀袁，冀其与革党议和，商定满意之改革办法，以平乱事而保朝廷，因此，唐绍仪允否赴任，颇为人所注意。[108]洪述祖与唐绍仪相识多年，当时又都住在天津，颇有往来，[109]他建议唐绍仪不要就任，而与袁世凯密商南北议和，乘机将清帝推倒，实行民主共和，由袁任总统，唐任总理。此中内幕，张国淦在《辛亥革命史料》南北议和一节中曾经披露：

    据赵秉钧言：唐绍仪到京，住东交民巷六国饭店。直隶候补道洪述祖，在北洋时与唐有旧，力劝其不就邮传大臣职务，乘此机会，仿照美、法，将中国帝制，改造民主。其进行，一方面挟北方势力，与南方接洽；一方面借南方势力，以胁制北方。其对于宫廷、亲贵、外交、党人，都有运用方法，照此做去，能使清帝退位。清廷无人，推倒并不甚难，可与宫保（袁）详密商定，创建共和局面，宫保为第一任大总统，公为新国内阁总理云云。后来大都不出其策划。此民元年赵秉钧在国务院称赞洪述祖之才言之，似有过誉之处。此事外间绝少知者，除赵以外，惟国务院秘书程经世言，洪曾劝唐不任职，未言其他。[110]

    另外在《孙中山与袁世凯的斗争》一篇中，张国淦也讲到了此事，并说：民国元年赵秉钧在国务院向我推誉洪述祖的时候，曾告诉我，洪述祖替袁世凯所想的办法，也是袁世凯自己所采取的办法。[111]张国淦民初曾任国务院秘书长，其所述得自国务总理赵秉钧，而赵与袁、洪皆有密切关系，也是南北议和中袁方的重要人物，故能得其内幕。不过张国淦所记细节亦有不确之处，如洪述祖直隶候补道之职当时已被革去，洪与唐相识也非在北洋时，而是早在唐绍仪甲午年任职朝鲜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