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郝晋阳刚出小黑屋就一路小跑，直接溜达到小宓桌边，片刻他就找到了那瓶装着赤色粉末的玻璃罐。还没来得及偷笑，一个巨大的黑影将他罩住了——小宓叉着腰阴测测地看他，伟岸的身影挡住他头顶的整片灯光：“你来我这儿干嘛？抱着我的红糖又是做什么，你来大姨夫啊！” 郝晋阳这才想起这这叫红糖姜茶，瞬间没了底气：“不，我没来大姨夫，是俞师兄…” “俞任杰来大姨夫啦？” “他也没来…这不是他家里进水了，要去去寒气嘛。” “哦…”小宓算是接受了这个说法，缓和了语气：“你拿去用吧，用完盖子拧紧哦。” 郝晋阳刚松了口气要走，又被小宓拦住：“我说，你怎么知道我桌上有红糖啊？” 郝晋阳想说，却不敢说，其实每次小宓来姨妈都吼得整个办公室都听得见，什么老娘不行了，老娘蛋碎了，尼玛拧巴到一块儿了等等。接着就会闻见一股浓郁的生姜味，是她拿着一把大勺子在拼命地搅拌邪恶的液体，谁还不知道有这么一瓶玩意儿啊。 “算了算了，你走吧！”小宓将头转向一边，但郝晋阳刚走几步就听见背后传来两个字：“下流！”让他突然觉得人生有点晦涩。 总之俞任杰喝到了姜茶，革命阶级任务圆满完成。下午的时候大家一起开了案件会议，讨论这次成为社会热点的马路袭击案。 程斌和俞任杰前去探访八边形先生的那天，组员也探访了其他受害者。他们受的伤并没有八边形先生那么严重，但也有伤口或者轻微内伤。组员们纷纷反馈，访问过程充斥着受害人的愤怒哀嚎，大多时间都是听他们诉说自己伤得有多严重，罪犯是多么不可饶恕的。 胖胃说：“昨天我和西施去了市北地区的蔡先生家，蔡先生被人用棍子打了脑袋，肿了一个大包。问他话真是困难，他的回答牛头不对马嘴的，百分之八十的内容都在骂脏话。讲了半天也讲不清楚案情，只顾着把头往我肚子上顶，让我摸摸他脑袋上的包。” 西施笑道：“胖胃摸完他脑袋上的包，他还嫌不够，硬让我摸。你说我虽然是个已婚已育妇女吧，也不能随便摸别人脑袋啊？但我一摸，这包还真的超大，你们说奇怪不奇怪，都好几天了，还这么大一个包。”她握着拳头形容着肿包的大小：“后来我们去另外一名受害人家里，遇到一个大妈，她硬说她被打的事儿不是马路袭击者干的，而是她的儿媳妇找人干的。她把家里人，从大儿子到小女儿，从儿媳到侄子，吐槽了个遍，在她嘴里没一个好人。好说歹说，她才肯吐露点细节来…我觉得我们是去当居委会调解员的。” 小宓和郝晋阳也表示有类似遭遇，受害人不是面目可憎就是内心丑陋，有种走在路上活该被打的感觉。在强调没人真的活该被打的道理后，程斌总结：“可以看出，犯人在选择受害人的时候有一定的取向，他更习惯挑选面相不善或者与人社交有障碍的人。”这个说法虽然还是带有贬义，但好听多了，大家纷纷点头。 俞任杰也用含蓄的话语做了一定的猜测：“可能袭击者以前受过不公正的待遇，给他施加伤害的人有与受害者类似的容貌或气质特征。也可能袭击者只是有攻击冲动，选择这些面向不善的人恰好可以抵消他的罪恶感。” 大家又是点头。郝晋阳心想，说白了，不就有些人长得欠揍，就被揍了呗，说这么文雅反而不好理解。此后二队又讨论了历史案件之间时间和地理位置关系，分配了今后两天的工作安排，结束了这个会议。 下班后程斌先开车将俞任杰载到他的水帘洞里，捡了一些必需品打包，再驱车到达他的“婚房”。如程斌所说，他的新房确实很新，墙壁雪白，地板光亮得找不到一丝瑕疵。俞任杰想起他家泡了水而翘起的地板，进门时故意不换鞋，狠狠踩了几脚崭新的地板作为报复。 程斌见了，喉结动了动，却转过脸去专心为他找拖鞋：“你的房子都这样了，怎么没想过回爸妈家住一段时间？” “我爸妈家？”俞任杰自嘲地笑了笑：“我家的情况你又不是不知道。” 程斌倒是知道的，只是太久没有与他聊过工作以外的话题，不知该说什么，又想说些什么，就随口这么问了。他想了想，又问：“你妈还像以前一样老唠叨你么？” “一如既往，连我上班喝了几杯水都要过问。”俞任杰从客厅踩回来，留下一串脚印，顺手接过程斌递给他的拖鞋：“这玩意儿新的旧的？你没脚气吧？” “新的，没穿过，昨天超市刚买的。”程斌刚说完，脸色变了变，加了一句：“便宜你了。” 俞任杰也不客气，甚至有些得意地换上了：“虽然我妈确实烦，我爸也烦——我爸这两年变得我我妈一样了，但我不住回去的主要原因是，他们住的是一室户，我睡沙发都挤不下。” 程斌愣了一愣：“你家不有好几套房么，怎么要住一室户？” 这次俞任杰挂上了一个苦笑：“能租的都租出去了，租金都拿来还贷了，就我这点工资还背了不少债呢，不然住你家么？” “你家又买房了？” “你妈没和你说啊？” “我妈和你妈的关系，你又不是不知道。”程斌无奈地说。 俞任杰也是知道的，一时忘了而已。许久没和老同学聊起双方的家里，这么一说起来，许多回忆片段纷纷涌入脑海，他顿了顿，长长地呼出一口气，哎了一声。